二十五年前，我费尽心思，离开湛庐山下的松溪，几经周折调到清源山下的狮城，成为一名中学老师。
初到狮城，人地生疏，语言不通且不说，面临着和内陆同样的困难就是住房极其紧张，我和另一位来自武夷山下，同年调入的老师同住学校办公楼顶楼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间，两床之间用两个两米高、一米五宽的活动书架隔离开。
我靠南门，他靠北窗，生活上不便是毫无疑问的。
我的床紧挨着墙朝东向西开。
他进进出出，开门关门时，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向我投来诡异的目光，让我有一种浑身赤裸，展露无遗的惊悚、畏惧。
那年，我正月初三回家，几度避开亲朋好友的盛情请吃，和母亲独自在家里拉拉家常，聊聊天。
别离数月，母子俩无话不说，倍感惬意。
聊到村头的周叔时，母亲忽然阴下脸，轻声叹息道：“你想想办法，在外面替他找点事做。”
“他怎么啦？”
“赌，一天到晚就是赌，弄得一家人，连个年都不得好好地过。
除夕夜，还有几拨人上门讨债、吵架的，气得他父亲差点喝药zisha。”
周叔好赌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没想到会严重到这等地步。
“这样啊？”
“可不是吗？”
母亲干枯、粗糙，爬满皱纹的脸不住地抽搐着，像是在替他哀求着我，“你想想办法，尽量拉他一把，都是穷苦人家，能帮就帮一下呗。”
听着母亲近似悲戚、乞求的话，我的心又是一阵战栗，我和周叔虽没什么来往，但母亲的话却是不得不听的。
能否找到事做，我确实没信心，虽然狮城到处处是厂房，遍地是公司，招工广告贴得满街都是，但要具体到某个人，做什么事，我却是一点门路也没有。
更要命的是，我不会讲闽南话，和一夜暴富的学生家长压根没法沟通，开口求人恐怕更难。
去年，